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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海仲裁十周年:菲律宾的海洋治理枢纽与区域秩序重构

南海仲裁案十周年之际,菲律宾推动设立东盟海洋中心,折射出全球海洋治理从法律对抗转向多边合作的深刻结构变化,以及区域秩序重构的长期趋势。

一个里程碑的反思

2026年7月12日,菲律宾将迎来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。这份依据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作出的裁定,曾被视为国际法治的里程碑,却在执行层面陷入僵局。十年后的今天,马尼拉并未沉溺于法律胜利的叙事,而是悄然推动一项更具长期意义的战略布局——东盟海洋中心(ASEAN Maritime Center)落户菲律宾。

这一事件折射出全球海洋治理正在经历的深层重构:从零和的法律对抗,转向务实的多边协作。对于菲律宾这个拥有7600多个岛屿、海岸线长度位居世界前列的群岛国家而言,海洋不仅是生存的命脉,更是检验区域秩序韧性的试金石。

五大结构性挑战

菲律宾面临的海洋治理困境,本质上反映了全球海洋体系的系统性危机。原文列举的五项挑战——环境压力、跨国犯罪、气候变化、制度落差与技术鸿沟——每一项都超出了单一国家的应对能力。

环境数据触目惊心:菲律宾超过90%的珊瑚礁已被列为差或一般状态,仅10%仍保有50%以上的活珊瑚覆盖率;87%的海洋鱼类种群在2017年即已过度捕捞。这些数字的背后,是全球海洋生态的临界点。气候变化则更直接:菲律宾海平面以每年5.7至7毫米的速度上升,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,预计2100年前将有1360万人被迫迁移。

跨国犯罪与非法捕捞构成另一重威胁。卫星监测显示,菲律宾水域的可疑非法捕捞活动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增长了9.6%和10.5%,仅市镇水域的非法捕捞每年就导致约9290万美元的收入损失。然而,菲律宾执法能力受限于巡逻船只、监控设备和人员的短缺,使得“纸面上的权利”难以转化为实际控制。

制度层面,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虽提供法律框架,但执行机制薄弱。技术鸿沟则让发达国家在海洋监控、可再生能源和生物技术领域占据主导,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。

双轨策略:法律与合作的辩证法

面对这些挑战,菲律宾采取了一种双轨策略:一轨坚持法律外交,维护基于《公约》的海洋权利;另一轨则通过东盟平台推动务实合作,尤其是与中国的利益交汇点。这种策略并非矛盾,而是互补。

原文指出,菲律宾与中国已在联合海洋科学研究、渔业保护、海岸警卫沟通和环境监测等领域启动了部分合作,这些内容被纳入双边磋商机制(BCM)。东盟海洋中心的设立,则试图将这种双边合作嵌入多边框架,既避免被大国博弈绑架,又提升集体行动的有效性。

这种做法的战略逻辑在于:海洋治理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。即便在主权争议未解的背景下,海洋环保、人道救援、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仍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。东盟海洋中心的职责——保障航行自由、提升海上安全、协调区域监控——恰恰聚焦于这些“低敏感”议题。

东盟海洋中心:从象征到制度

2026年5月第48届东盟峰会上,成员国正式批准设立东盟海洋中心,并选址菲律宾。这一决定的政治意义不容低估:它标志着东盟首次拥有实体化的海洋协调机构,而非仅仅停留在宣言层面。

中心的定位是“合作枢纽而非对抗平台”。其核心使命包括:维护东南亚水域(尤其是南海)的航行自由与贸易畅通;加强船舶交通监控与事故预防;整合11个成员国的行动机制。非传统安全议题——如粮食安全、人道主义应对、防灾减灾——被列为优先领域,这恰恰是菲律宾最具需求也最可能贡献经验的方面。

从更深层的结构变化看,该中心的成立反映了东南亚区域主义的演变:面对大国竞争加剧,中小国家正在尝试通过制度化集体行动来提升自身议价能力,避免沦为棋盘。菲律宾作为中心的东道国,不仅获得地缘影响力,更承担了“中等强国”在海洋治理中的示范责任。

蓝色经济的潜在变革

海洋治理的成效最终要落实到经济民生。原文引用数据:菲律宾海洋产业在2024年估值达1.01万亿比索,占GDP的3.8%,雇佣约239万人;整个东盟的海洋产业年产值约2.4万亿美元。更令人瞩目的是,研究显示2020年至2050年间,中国与东盟在蓝色经济领域的联合投资若达到2万亿至3.7万亿美元,可产生8.2万亿至22.8万亿美元的净收益。

这种经济潜力为合作提供了强大激励。如果东盟海洋中心能够扮演知识共享、技术转让和投资协调的平台角色,蓝色经济可能成为区域一体化的新引擎。菲律宾有条件借此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合作枢纽,既吸引中国的资金与技术,又保持东盟内部的规则主导权。

展望:海洋治理的全球试验田

南海仲裁案十周年之际,全球海洋治理正站在十字路口。传统的大国博弈逻辑与多边主义制度逻辑之间的张力,在东南亚表现得最为尖锐。东盟海洋中心的设立,本质上是一场实验:它试图在主权争议的废墟上,重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秩序。

菲律宾的双轨策略能否成功,取决于三个变量:一是东盟内部凝聚力的维持,防止个别成员国倒向单边依赖;二是中国对多边机制的包容度,能否从双边施压转向区域性合作;三是菲律宾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,避免制度空转。

海洋治理没有终极答案,但有一种趋势日益清晰:21世纪的海洋秩序将不再由单个国家的舰队或法庭裁决所决定,而是由无数个像东盟海洋中心这样的节点所编织的网络塑造。菲律宾正试图成为这个网络中的关键枢纽——不是在争议中选边,而是在合作中创造选项。

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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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源头

  1. https://www.eurasiareview.com/17062026-a-decade-after-the-arbitral-award-advancing-global-ocean-governance-through-the-asean-maritime-center-in-the-philippines-analysis/主要来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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